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这一重要讲话揭示了民族空间互嵌在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随着我国进入各民族跨区域流动的活跃期，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愈加显著。
那么，当前我国人口流动发生了什么变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情况如何？人口流动怎样形塑民族空间互嵌格局，又带来了什么机遇和挑战？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专家段成荣教授接受“道中华”专访，探讨了上述话题。
记者：人口流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从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人口的流动性较以往有怎样的显著变化？
段成荣：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深刻的社会变迁，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整体来看，我国人口流动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从低流动性向高流动性的转变，流动人口的规模迅速扩大。1982年，我国流动人口仅600多万人，人口流动参与度（人口参与流动的比重）仅0.7%；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达到3.76亿人之巨，人口流动参与度也攀升至26.6%。也就是说，平均每四个人就有一人参与到人口流动中。
历史地看，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安土重迁的。直到20世纪初期，按照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的概括，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乡土性”的，“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世代定居是常态”。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日常生活中的感官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而言，我国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
记者：在这样一个“迁徙中国”的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段成荣：在全国人口流动愈发活跃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加入了人口流动的浪潮。从以往数据来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的提升是滞后于汉族人口流动参与度的。例如，1982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仅为30多万人，人口流动参与度（0.5%）低于汉族（0.7%）。尽管少数民族的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人口流动参与度始终略低于汉族。但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371万人，人口流动参与度（26.9%）历史性地首次超越了汉族人口流动参与度（26.6%）。各民族的人口流动参与度尽管各不相同，但均呈上升态势，这从侧面反映了各民族逐步深度参与社会发展、共享改革红利的过程。
各民族人口流向直接改变了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各省人口的民族构成以及各民族人口的族际空间接触概率。具体来言，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流出地来看，安徽、河南和湖南逐渐与四川共同成为汉族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而贵州和湖南则逐渐和广西一起成为少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从流入地来看，无论是对于汉族流动人口，还是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广东和浙江均展现出远超其他省份的吸引力。总体而言，东部省份已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的主要跨省流入地。当然，各民族的人口流动各有特点。例如，东北、华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流向北京，西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多流向新疆，西南、中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则多流向浙江、广东。
记者：各民族的跨区域大流动给民族空间互嵌格局带来了什么影响？
段成荣：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互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流动使部分民族人口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匀。若各民族人口分别集中居住在不同省份，在一个省份内难以接触到其他民族，那么民族空间互嵌便无从谈起。换言之，相对于完全不均匀的情况，分布的均匀化有助于提高各民族在地理空间上相互接触的概率。据统计，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流动分别使18个、17个、18个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匀。
二是人口流动使大部分省份的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趋近于全国水平。实际上，各省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是一体两面，当各民族的省际空间分布更为均匀时，各省的民族构成也将更接近于全国的民族构成。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时点上，人口流动使21个省份（京、津、冀、晋、沪、苏、浙、皖、闽、赣、鲁、豫、湘、粤、渝、川、陕、内蒙古、辽、云、宁）的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趋近于全国水平。
三是人口流动提高了部分民族的族际空间接触概率。这是民族空间互嵌最重要的方面，因为民族空间互嵌的意义在于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条件或机会。据样本量较多的19个民族的统计，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流动分别提高了16个、18个、19个民族的族际空间接触概率。
综合来看，人口流动使民族空间互嵌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绝佳机遇。
记者：这种人口流动对民族空间互嵌的影响，对于族际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以促进民族互嵌格局的深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段成荣：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低空间流动性无疑是不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各民族人口流动愈加活跃。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向非传统聚居区；另一方面，不少汉族人口亦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这种“双向流动”为各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基础，这种跨区域人口大流动带来了促进民族互嵌的机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空间互嵌仅仅是民族互嵌的基础性维度，如何进一步在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上推进互嵌，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因此，如何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已成为民族互嵌重要场域的流入地实现“进得来、留得住、有发展”，是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兼具“流动人口”和“少数民族”两重身份。这意味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会遭遇流动人口一般会遇到的问题外，还可能存在着与流入地文化习俗有些许差异、语言沟通不畅等问题，而且流动距离越远，这些社会融入的障碍可能会更为突出。对此，应推进城市民族工作和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的有机融合，特别是在已成为重要流入地甚至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要场域的广东、浙江、北京、新疆等地，应创造条件更好地接纳各民族流动人口，以实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化、经济、社会和心理上进一步相互嵌入，进而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